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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无双娱乐:揭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:抗战指挥中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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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35年,蒋介石坐镇峨眉山指挥“剿共”。据说,当年蒋介石在峨眉山住下后,常与山上高僧交流,亦曾向高僧求得一签,签语是“胜则重(庆),败则(台)湾”。

  虽然现在无法证实这则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说之真伪,但有人却对与蒋介石半生渊源最密切的两个地方总结为“生不离川,死不离湾”。随着国民政府移师重庆,川渝之重要性更为凸显,在蒋介石的若干个兼职中,其中就有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。虽然蒋介石一生任职无数,但亲自兼任地方省政府主席,恐怕并不多见。要论起头衔,蒋既做过总裁,也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,但他最看重的却是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”的职位,即被称为“蒋委员长”。

  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,最初成立于1925年在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后。1925年7月5日,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个《军事委员会组织法》,确定了“以党建军”、“以党治军”的原则,规定军委会“受中国之指导与监督,管理统帅国民政府所辖境内陆海军、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”。但抗战前的军委会多采委员集体领导制。1928年6月15日,南京政府宣布“统一告成”,“二次北伐”完成,依国民政府建国大纲,中央建制转入“训政时期”,军委会被裁撤,其一切事宜分别移交军政部、参谋本部、军事参议院、训练总监部办理。

  1938年,湖北汉口,时任军委会副参谋长的白崇禧(指图者)在军事会议中向与会军官解释武汉会战的相关部署

  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为实现全国军令的统一,恢复军事委员会又被提上日程。不久,“一·二八”战事波及南京,国民政府西迁洛阳,1932年2月6日,军事委员会在洛阳重新成立。3月5日,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》。《大纲》明确了设立军委会的目的在于“抗御外侮,整理军事,候抗日军事终了,即撤销之”。并规定军委会直隶于国民政府,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,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。此后,蒋介石便以“蒋委员长”的名义指挥全国军队,并在重要地点如南昌、武汉、重庆、北平、西安、成都、广州等地设置委员长行营(辕)进行指挥。

  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虽明确规定:本会设立的目的在于“抗御外侮,整理军事”,实际上至抗战前夕,军委会的精力主要用于“围剿”红军和消除异己。直到1935年下半年,蒋介石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到“攘外”上,着手“整理军事”,作抵抗“外侮”的准备。由于对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的认识不尽一致,各地方实力派或消极对待,或坚决反对,福建和两广更以“事变”的形式一度与蒋形成军事对抗,从而使军委会的统帅地位大打折扣。

 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为“适应非常时期所需”,国家权力需要高度集中。正是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,蒋介石将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,进一步强化了个人独裁及其权威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抗战时期就发展成为国民政府中地位最高、权势最重的部门。它名义上直属于国民政府,实际上权力比国民政府要大得多。

  八一三事变的前一天,1937年8月12日,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,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,并授权军事委员会对党政军实行统一指挥。8月27日,中央常务委员会授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组织大本营,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。后因“蒋公不许可,谓未经宣战不必另设名目”,大本营之议取消,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,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的统一指挥权。

  从8月起,蒋介石着手改组军事委员会。将原军委会扩大为第一部(作战),第二部(政略),第三部(国防工业),第四部(国防经济),第五部(国际宣传),第六部(民众组训),后方勤务部,卫生勤务部,国家动员设计委员会等机构。10月,又增设军法执行总监及农产、工矿、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,并于此三个调整委员会之下设水陆运输办事处。这样,军事委员会就不仅是一个军事机关,而且管辖到政治、经济、司法各方面。11月,军委会机构进行调整,将中央党部的组织、宣传、训练三部暂归军委会指挥。军委会第二部取消,其职权和总动员有关的事项则归入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办理。第五部取消,其职权归中央宣传部。第六部与中央组织部、中央训练部合并。于是,中央党部的工作系统也纳入了军事委员会,达到党政军一元化的目的。

  然而,由于机构庞大,指挥欠灵活, 1938年1 月,军委会再次进行调整,将军事与政治、党务各回复其原有系统。同年1 月17日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为战时最高统帅组织系统,军委会直隶国民政府,设委员长(蒋介石)一人,由正副参谋总长(正:何应钦、副:白崇禧)、军令部(徐永昌)、军政部(何应钦兼)、军训部(白崇禧兼)、政治部(陈诚)等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,委员中还包括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陈绍宽、程潜、李济深。根据《大纲》规定,委员长“统帅全国陆海空军,并指挥全民负国防之责”,“各委员襄赞委员长筹划国防用兵大计”;“参谋总长为委员长的幕僚长,指导本会各部、会、厅,襄助委员长处理一切事务。”

  与抗战前相比,调整后的军事委员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首先,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加重了。抗战开始后,军事委员会取消了常委,只设委员长1人,由陆海空军大元帅蒋介石兼任,负国防全责。军事委员会委员赞襄委员长筹议国防军事事项,而非此前的共同议事关系。其次,军事委员会的地位提高了。战前军事委员会虽享有与五院平等的地位,但其职能与机构是很有限度的,只有为执行其正常军事职责参议所需的机构。而参谋本部、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参议院等虽受它监督,却是单独组织,不受其直接辖制,军政部则为行政院的一个部门。但抗日战争爆发后,军事委员会之下组织了几大行政部门,包括有军令部、政训部、政治部,其机构较之国民政府其他直属机关都庞大。此后虽经过调整,但军事委员会仍掌握一部分行政权力。这样,国家权力逐步向军事委员会集中,也就是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日益集中。

  改组后的军委会成为真正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和最高统帅部。同时,与战区—集团军—第一线军、师的指挥系统相呼应,作为军委会委员的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程潜均兼任各战区司令长官,从而使军令得以及时传达和贯彻,有利于集中统一指挥。经过改组,就指挥体系而言,军委会实现了由平时到战时领导体制的转变,基本上适应了战争的需要。比如在徐州会战前,为树立战时军纪,保证战区间中央命令得以彻底贯彻,蒋介石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,出席者皆为第一、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之人员,会议期间将违令撤退的韩复榘拿办。台儿庄大捷之后,白崇禧将之归为“全赖最高统帅之贤明领导,将能战之兵迅速调至战场与敌消耗,以及李长官之能用兵与各军将士之能听命”。这种战时权力的集中无论是对统筹全局,还是保证对军队的控制上都是必要的,不过这也非常考验最高指挥官的指挥艺术。

  李宗仁就认为,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,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。“抗战时他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,内战时期甚至直接指挥至团长。”指挥的方法为直接打电话或拍电报,故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、集团军总司令、军长均一无所知,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。这使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,小则引起误会,大则误事。例如1937年在晋北进行的忻口会战前夕,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、驻扎于万寿山的部队在作调防时,由阎锡山“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”,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“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”,使得该部队不知所措,几乎错移位置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,作战正紧张时,蒋介石一个电话将军队调乱,薛岳一时无法补救,被打得大败,失了长沙。薛岳在一气之下竟擅自将部队撤至江西,气愤地说:“跑远一点,他(指蒋)电话便打不通了!”

  值得一提的是,南京失陷后,重庆被国民政府宣布为战时首都,但1937年12月5日,蒋介石把抗战最高统帅部—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在武昌,他本人坐镇武汉,指挥武汉大会战。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,国民政府在武汉的机构和总裁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才移驻重庆。

  抗战胜利后的政府,在军事上决定仿效美国,撤销军事委员会另成立国防部。1946年5月30日,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,裁撤军委会及所属一切机构。6月1日,国民政府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。作为战时领导体制的军委会即被废除。南京国民政府以军委会作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的时代从此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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